在一微信公众号上读到北大才女张培祥的遗作《卖米》，胸口有些发闷，有点堵。天妒英才，张培祥这个从穷山沟里飞出来的“金凤凰”，生命定格于二十四岁，青春之花刚绽放即枯萎。

我相信被这篇文章感动的最大群体是我们这些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从农村走向城市，并在城市中立住脚跟的“凤凰男”、“凤凰女”们，张培祥以她真挚而朴实的文字，从“卖米”这个小切口，追忆了我们这一代人艰难艰辛的岁月。

我们这一代人的青少年时光始终与贫困伴随，贫困会让人的心粗糙坚硬。《卖米》中，躺在病床上的父亲让年仅十二岁的儿子头顶烈日给稻田放水，与儿子可能中暑相比，做父亲的更担心“人怕热，庄稼不怕？都不去放水，禾苗都死了，一家人喝西北风去？”

为了挑去的一百五十斤大米多卖三块钱，好给家中病人买药，张培祥母女俩在烈日下坚持到集市散场也没有卖出理想中的每斤一块一的价格。无奈之下将没有卖出去的米挑回家，路上张培祥不小心洒出一些米，惹得母亲埋怨。

中国的文人，喜欢歌颂贫困，喜欢描述安贫乐道的生活，喜欢把贫困的生活诗意化。耐得住贫困，“穷且益坚，不坠青去之志”这一境界只属于少数具备君子人格者。“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只能适于那些有超人耐受力，且关键时刻有好运眷顾的极少数幸运儿，张培祥是幸运的，她高二那年辍学打工，是那位不忍心看着天才报废的老校长和高中母校让她继续学业，得以在北大这个平台上放飞梦想。更多的人未必有这份运气，他们因为贫困而失去了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机遇。我们那个村子比我年龄小一两岁，成绩突出的女孩子只读完了小学，二十岁左右就嫁作人妇，伺候庄稼伺候孩子，或外出务工，我再回村子时，她们都会老得让我认不出。

前些日子，同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同事聊天，我们共同的感受是知足，我们如今的生活状态远非父母那一代人当时所能想象的。在南方一知名媒体当记者的项某人在《大米》读后感中写道，张培祥年少时卖米，而如今他的孩子在他面前卖萌！思想比较激进的他也感叹“我们比《卖米》作者张培祥幸运的一点是，我们熬到了中年。”他还说了一句比较正能量的话“年少时卖过的米，给了面对中年的力气”。

其实，项某人说得不完全对。因为从事纪检和司法这一职业的原因，这些年，我没少接触过年少时卖过米，中年时违了纪犯了法的那一代人。在摆脱贫困后，有的不知是穷怕了还是咋的，陷入物欲的泥淖。我大学同宿舍一同学因贪腐现正在某个监狱服刑，每每想起，总有凄凉之感。

读了《卖米》，流泪感动之余，我想更重要的是，打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魔咒，得意不忘形，始终记得自己从哪里来，过得再好也别忘了年少时卖过的米，栽过的秧，流过的泪，让过往的艰辛成为抵抗诱惑的常规武器。（淮上区纪委监委驻区人民法院纪检监察组组长  周寒）